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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区讨论-精神病人、未成年人更容易受到舆论关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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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坠楼教师生前录音】

後真相時代的“長臂管理”——比起依靠個體見義勇為,建立“長臂管理”機制或許是一個更可靠的選擇。

光天化日之下,一個9歲男孩在自家小區里遭遇這樣的厄運,不能不讓人痛惜與悲憤。網上輿論由此沸反盈天實際上也是一種正常現象,輿論冷漠才是我們需要更加重視的大問題、真問題。換句話說,在這樣的事件上,我們不能失去輿論知覺。長沙民眾熱議此事存在的“冷血”,正是熱血的另一種詮釋。

一是犯罪後承擔怎樣的法律責任。根據目前法律規定,未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犯罪不承擔刑事責任。精神病人根據情況分為完全無刑事責任、完全有刑事責任和限制刑事責任。因此,在實際的案例中,往往會出現法律與道德、法與情的輿論衝突。

在這裡,觀潮君避免對以上問題作出結論,或爭論輿論觀點對錯,只試圖帶著這些問題一起探討一些客觀事實和事件背後的問題。

前不久,十九屆四中全會《決定》提出了“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”,完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,健全公共安全體制機制,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。聯治、聯動、預警、預防、精準化、精細化等許多關鍵詞、新提法,可以說為我們創新社會治理提供了依據和方向。

那麼,縱觀這一案件,觀潮君以為,我們要回答的實際上有兩大核心問題:這到底是一起天災事件還是一起人禍事件?這到底是一起凶手殺人還是“看客殺人”?

“邵陽快警”塑造了城區治安防控新格局,大力推廣複製或許成為必要。順著這條思路,創新基層社會治理,我們還可以有更多“長臂管理”舉措。小區作為城市的神經元細胞、作為“第一現場”,可否有更有效的管理制度?作為基層自治,社區是否有治安管理方面的培訓與演練?

這讓觀潮君想起了邵陽快警。2017年,邵陽市推行街面勤務機制改革,實行全天候“有警出警、無警巡邏”巡防機制,按照“重點部位1分鐘、中心城區3分鐘、其他城區5分鐘見警”的思路,全面提升城區治安駕馭能力,被形象地比喻成“治安航母編隊”。

自由傾斜定律下的“兩個特殊涉事主體”

“邵陽快警”啟動儀式現場。(申興剛 攝)

圖:事發現場事件發生後,許多網民指責旁觀者“冷漠”,但也有人跳出“大多數”視角,與旁觀者換位,並由此得出“在類似突發、毫無徵兆的惡性事件中,圍觀者的反應時間其實非常有限”。觀潮君認為可以從“客觀規則”的角度分析。單個個體不像組織、機構,有特定的行為規則,遇到類似突發事件,在沒有經過者培訓教育或演練的情況下,複雜的心理活動首當其衝,比如要不要先搞清狀況再擇機行事、要不要考慮干預後果、誤傷行凶者會不會定為防衛過當、干預過程中自身安全問題等,很難形成“環境刺激-迅速反應”的模型,比如有圍觀者事後接受採訪時說“當時也想衝上去,但擔心一個搞不過他”“後來行凶者父親趕到,圍觀者才一起上去制服。”

信息不對稱條件下的“旁觀者效應”

警方通報長沙9歲男童被毆打致死事件

11月5日,長沙市雅塘村匯城上築小區發生一起慘烈的9歲男童遇害案件。案件發生後,微信圈群當天隨即開始爆料,7日,“上游新聞”率先公開報道,隨後有關媒體相繼跟進。可以說,這期間的網上輿論是沸騰的,輿情雪球越滾越大。據紅網輿情中心數據顯示,截至10日17時,網上相關信息共計約11.2萬條,其中微博討論8.9萬條。輿論討論的其中一個焦點在於,當時的圍觀者是否過於“冷血”?

前不久,大連13歲男孩殺人事件,男孩因未滿14歲而免於刑責,受到輿論詬病。只不過,這一次,未成年人變成了受害者,而精神病人成了行凶者。精神病人犯罪該怎麼處理,也成了輿論爭議的焦點。回頭看,這兩個特殊群體都有著以下棘手的問題:

——比起冷漠無情,“旁觀者效應”可能是一個更好的解釋。

——比起普通人群,精神病人、未成年人更容易受到輿論關註,因為他們都是“弱勢群體”,因為“弱”,直接導致的一個通常結果是話題的轉移。

後來,心理學家BibbLatané和John Darley對Kitty Genovese事件進行了研究,並通過多次實驗提出了他們的理論——“旁觀者效應”,也叫“責任分散效應”,即當有其他人存在的時候,人們不大可能去幫助他人,幫助的可能性越小,同時給與幫助前的延遲時間越長。

1964年3月13日,在美國紐約郊外某公寓前,一位名叫Kitty Genovese的年輕女子在下班返回公寓的途中遭到歹徒的襲擊。這場襲擊持續了將近30多分鐘,期間,Kitty Genovese多次朝附近的居民樓呼救,但除一人報警以外,其他人都沒有伸出援手。最後,她在被送往醫院的途中死去了。據事後調查,當時有38人聽到了kitty的呼救聲或看到了她正在被襲擊時的場面,但他們都沒有採取任何行動。事件報道後令美國社會十分震驚,引發了大眾對人性冷漠的關註和討論。美國55年前的這一幕與今天長沙9歲男童遇害案是何其相似!

因此,與其議論圍觀者的“冷漠”,站在圍觀者的角度譴責在場人的“冷血”,不如研究這些客觀規律,找到更好解決的辦法和機制。畢竟對於一個精神病患者而言,一個9歲孩子的不幸無異於遭遇天災,把更多的問題歸咎於人禍,歸咎於“看客殺人”,似乎也值得商榷。同時,這個理論還告誡我們,看客確實也是可以殺人的,如果我們選擇只當個看客,僅止於舉著手機給現場拍照,下一個“看客的悲劇”一定會在我們自己身上兌現。

“團結湖參考”蔡方華也提出,有沒有可能存在某種預警機制,或者某種“愛管閑事”的社區機構,對那些未必明顯的徵兆做出及時的反應?

三是自由傾斜定律下的“輿論流瀑”。“兩個特殊涉事主體”既是弱勢人群,也可以作為犯罪主體出現。有時讓人同情,有時也令人痛恨。這種矛盾體的存在也令輿論討論的話題更具延展性、多面性及複雜性,由此導致話題轉移或深度掘進,引發新的“輿論流瀑”。在9歲男童遇害案中,我們可以看到,輿論討論的話題甚至已經上升到“湖湘文化”“湖南人血性”的高度,中心話題已實現了深度轉移和掘進,輿論引領和社會認同實現同頻共振。

二是犯罪前的預防和管控。精神病人的管控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,需要患者家屬、社會、各相關部門共同的責任擔當和齊抓共管,形成長效機制。預防未成年人犯罪亦是如此。

這種現象主要受到三個因素,一是責任擴散。當時一些人圍觀9歲男童被打,較多的圍觀者相互之間形成責任擴散,“有人會去幫助他的,我就不必去了”;二是情境的不明確性。比如其中一名小區業主在接受採訪時說,“大家都以為是大人在教育小孩。”所以,在這種情況下被喚醒的第三方主體,絕大部分都是信息不對稱者。三是評價恐懼。人們擔心自己的見義勇為會因各種原因而遭到“不受歡迎”的評價,最典型的是遇到老人摔倒“扶不扶”,人們至今對這些社會問題心存芥蒂。而這三個因素,最核心的問題在於信息的不對稱。